纪要刚刚下发,洛新光就打来电话,说是要来汇报工作。洛新光的低姿态,很难说不是一种试探。唐小舟如果不仔细应对,甚至受之泰然,就可能出大麻烦。综合一处是常委办分管的部门,唐小舟进入办公厅,洛新光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并且是直管领导,彼此打过不少交道,虽然没有很深的交情,表面上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加上唐小舟对于常委办的相关工作还算熟悉,所谓汇报,根本谈不上,只是新的职务定位之后,一次例行的接触。唐小舟突然想,自己和洛新光之间,一定不能出问题,否则就玩不下去了。不出问题,就需要彼此之间的私下接触。唐小舟进去之后,立即将那条烟扔给洛新光。洛新光自然要客气一番,说,唐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唐小舟说,我不抽烟,放在我那里是浪费,物尽其用嘛。洛新光倒也不客气,笑纳了。唐小舟又说,中午一起吃个饭?洛新光说,唐主任新官上任,这个饭一定要吃。不过,中午恐怕不行,已经安排了。唐小舟暗想,这是明显的推脱,如果洛新光也有同样的意思,一定会推掉别的事。看来,此事还得从长计。离开洛新光的办公室,唐小舟就想,信访办恐怕也得主动去拜会一下。信访部门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省委,叫信访办,在政府,叫信访局。局本部既不在省委也不在省政府,而是另找了一个地方。同时,又在省委和省政府设有办公地点,以便随时应对这两个重要机构出现的群访事件。这个部门的工作难做,还因为有两个婆婆,省委办公厅管着他们,省政府办公厅也管着他们。下午,唐小舟先给信访办主任孙志华打了个电话,然后驱车去信访办。孙志华已经五十六岁,副厅级。在这个年纪,升上正厅的可能还有,想再往上升,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孙志华在副主任职位上干了十年,又在主任职位上干了八年。在信访工作这个领域,没有出大事,就是最大的政绩。无论哪一任哪一位首长,对孙志华的工作,都予以高度肯定,可他的职位,就是提不起来。提不起来,有个非常大的原因,难以找到替换他的人。一个人当官,当到无法替换的程度,也是一个大悲剧。据说,省里为了肯定孙志华的政绩,正准备解决他的巡视员待遇。孙志华自然清廷,自己这一辈子,大概是要在这一职位上干到退休了。一般做到厅级干部的,都有些年龄,头发大多已经花白,为了显示自己还年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会染发。孙志华的头发没染,已经全白了,看上去,就一干瘦的老头。

    唐小舟到达孙志华的办公室,孙志华主动过来和他握手,算不上热情,但也并不冷漠。唐小舟能够理解,孙志华当副厅级干部的时候,唐小舟还什么都不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副厅级干部,唐小舟还要分管他,这种尴尬,用语言是很表述的。孙志华自然会称他唐主任,唐小舟又得一番解释,希望称呼自己名字。他很诚恳地说,自己只是小字辈,什么都不熟,还希望孙主任以后多多指点。说话的同时,往他的桌上扔了一条烟。孙志华倒也没有假意推脱,只是看了一眼,说,我都已经老朽了,未来是你们这些后生晚辈的,应该我向你多学习才是。唐小舟明显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情绪,却又无可奈何。洛新光和孙志华,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打子,如果能够将这两大打子拔掉,他未来的路,才有走稳的可能。若是拔不掉这两大打子,他的麻烦就大了。但怎么拔这两颗钉子?实际上,他的面前,仅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搞统一阵线,让这两个人成为自己的同盟。这两件事,确实是太有难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无路可走。时间过得很快,唐小舟还没把这两件事理出头绪,赵德良出访的时间到了。近年来,公费旅游,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非议。另一方面,不仅国家层面需要外交,省级层面,同样需要。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省级外交越来越频繁。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借着考察学习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分别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但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街制中,警街实际成了官街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部中,有副巡视员和巡视员。表面上看,这种设置,是为了解决某些非政务员的升职通道,但实际上,这个升职通道,是行政职务通道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非政务员体系的每一种级别,都是相对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级别升上另一个级别。除非你借助行政级别完成这种升迁。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员,几乎没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员升上主任科员,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员,升上副科长,再由副科长,到达主任科员。如此一来,这一套体系,便不再是事务员体系,而是政务员体系的辅助体系。

    中国人早已经了解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决策者和执行者组织。在古时候,所有的决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称为官,隶属于行政主官的,自然就是执行者,则称为吏。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而吏,则是行政主官聘任或者任命。过去的行政机构比较简捷,一个县令,下属只不过几个部门,选择吏员,相对不那么复杂,一个府台,稍稍复杂一点,但属下几个关键部门,也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台所能控制的,也就是政府本部的吏员。所以,由官选吏,操作起来,比较容易,但也有弱点,很容易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新官上任,所有一切行政人员,全部换新,两届政府之间,便出现了断裂。很多西方国家,也有官和吏的区别。比如日本,就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政务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官,也就是决策者。事务官,相当于吏,是执行者。日本的事务官,可以担任的最高级别是行政副职,只有政务官,才能担任正职。香港也有政务官和事务员的区别,但香港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和日本还有不同。香港的这种区别,来源于英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政务官和事务官定义的国家。英国的定义,理论上和中国的官吏制是一致的,政务官,是决策制定者,事务官,是决策执行者。因此,政务官往往是议员等。事务官则是政府官员和雇员。这样区分,在英关国家,行得通。但在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人大,是决策机构,类似于国外的国会,如果将人大划入政务官,似乎说得通。但中国还存在一个党委,党委的主要职能,是决策,两种决策之间,怎样处分?如果说,党口的官员属于政务员,那么,党口还有些执行部门,是否就应该把这些部门划归政口?即使是政口,恐怕也不完全是执行,在怎么做方面,同样需要决策。这样分法,显然不如日本科学。此前,赵德良已经考察过英国和日本的公务员制度,这次去关国,他很希望深入地考察一下关国的公务员制度。关国公务员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高级公务员,一种是普通公务员。高级公务员,基本相当于政务官,普通公务员,则相当于事务官。关国的各级政府首脑,均由竞选产生,这部分人员,并不在高级公务员序列,任何人,只要够竞选条件,均可以参选某一级行政首脑。某个部长的级别待遇,远远高于一个县长或者市长。他如果不想当部长而想当县长,任何人都无权任命,必须参加竞选。但在行政主官之外,一些部门首长,比如国务卿,各部的部长等,则由政府首脑任命。他们,就属于高级公务员。关国的高级公务员,分为五个级别,如果用中国的级别套用的话,高I级相当于省部级,高日级相当于地厅级,高III级相当于处级,高IV级相当于科级,高V级就只能相当于股

    级了。美国的这五级官员,并不属于终身制,官员并不带着级别走,而是级别和职位配套。也就是说,关国总统任命你为国务卿,或者某部的部长,你就是高I级。如果你先当某部的部长,后来又被总统任命为驻某国的大使。外交机构属于国务院的二级机构,隶属于国务卿,国务卿也只是高I级,大使就只能是高II级,你原来的部长级带不走,只能就任高II级。在中国,这无疑属于降级使用,但在关国,都属于高级公务员,不存在降不降级的问题,仅仅只是工作岗位的不同。除此之外,关国各级政府部门,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属于普通公务员,也就相当于日本的事务官。普通公务员分为十五个等级,每级又分十档。关国的普通公务员,有一百五十个升职平台。这些升职平台,最直接的体现,是工资,当然,也包括相应的吏级职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关国的公务员序列中,铁打的营盘是这些普通公务员,无论政府首脑怎么换,这些人,还是在为政府部门工作。除非发生极其特殊的情况,这类公务员可以说捧上了铁饭碗。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低于全国平均工资。关国公务员工资,是基本国定相对弹性的,所谓基本国定,是多年来,其工资均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标准之内,相对弹性,是指随着通货膨胀等,公务员的工资,差不多每年都会有微调,调整幅度,以通货膨胀指数为准。关国公务员工资有三大参考标准,一是人均GDP,二是全国平均工资,三是全国最低保障工资。关国的人均工资,一般保持在人均GDP的百分之八十九,低保标准大致是人均GDP的百分之三十二。高级公务员的薪酬,会高于人均GDP,比如总统工资,高出八点四倍,副总统,高出四点七倍,最高级别的部长,高出四倍,州长高出二点六倍,县长高出一点七倍。而普通公务员,会低于人均GDP,大多数甚至低于全国人均工资。唐小舟暗想,赵德良下一步,会不会在江南省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如果要改,他将会选择哪个方向?是关国式的分级制度,还是日本式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列制度?如果让他评判的话,他认为,在公务员管理制度方面,日本的比关国的更为先进。而无论是关国的还是日本的,都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影子在关国五天,接着又去加拿大,也是五天。除了赵德良考察人家的公务员制度,唐小舟对此亦充满兴趣,认真倾听,仔细琢磨之外,其他事务,他都不太放在心上。整个这段时间,他思考最多的,还是怎么处理同洛新光以及孙志华的关系。

    在美国和加拿大,唐小舟分别买了不少札品,其中既有带给一处的同事以及办公厅领导的,更有特别为这两个人准备的。唐小舟甚至想过,是否给两人各送一块高级手表。转而再想,这事不能干,几百关元的手表,拿不出手,人家也戴不出门。若是几千关元的名表,用人民币来换算,就是好几万元。且不考虑他们是否接受的问题,假若他们想趁机做点什么,只要把这表往上一交,唐小舟就难以说清。既然如此,带点礼物,就仅仅只是一个意思,功夫还得另外做。从关洲归来,赵德良并没有返回雍州,而是留在了北京,他要在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徐易江已经提前赶到北京,等着赵德良。出访团成员在北京散了,一部分在北京办事,一部分乘火车返回雍州。唐小舟没有必要留下,回到雍州。没想到,雍州有一件事等着他了。如果不是想到要把礼物送出去,倒也没事,至少,孙志华不知道唐小舟已经回来,或者唐小舟可以征个理由,避开这件事。唐小舟想,送礼这种事,宜早不宜迟,早点送出去,说明自己心里有他们。何况,他们只要稍稍打听,便能搞清廷,自己送给其他人的礼物,价值也就几十关元,送给他们的,却是几百关元。正所谓千里送鹤毛,礼轻情义重,对待他们,唐小舟有所区别,就说明一种姿态。换个角度想,无论是洛新光还是孙志华,在办公厅,都不能算是主流人物,得罪背后有赵德良撑腰的唐小舟,对他们并没有丝毫益处。既然唐小舟如此主动,他们又何必做这个恶人?唐小舟没有家人,也不用回家去向谁报到,第一时间回到了办公厅,接着就去拜访洛新光,然后又去拜访孙志华。果然,和上次不太一样,两人的表情,都变得丰畜了许多。离开他们之后,唐小舟还暗喜,只要自己坚持,滴水石穿,相信一定可以和这两个人融洽起来。晚上,唐小舟和冷稚馨一起吃饭。原本他想,吃饭的过程,应该是很愉悦的过程,毕竟,好一段时间没见了,自己和她在一起,从来都是快乐的。可他没料到,自己太长时间没有接触女人了,面对一个秀色可餐的女人,已经不是享受,而是煎熬。最初,他是准备安排点活动的,又担心真的有什么活动,自己会陷进去,无法自控,只好提前结束,各自分手。回到家虽早,却并不好受,折腾了大半个晚上,直到凌晨两点多才睡。因为赵德良不在雍州,又因为住地离省委不是太远,唐小舟没太把上班时间放在心上,到达省委门口时,迟了约一个小时。他把车开到大门口,发现那里站了很多人。他心里一愣,暗叫了一声不好,

    群访事件,让自己碰到了。以前遇到这种事,他可以绕过去,也可以在旁边找人聊上几句,了解一下情况。毕竟,那时上访事件离他很远。现在不同了,他分管信访部门,如果绕过去,实在说不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