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通知,玉子立即赶到满映办公室。昏暗的走廊已有一长队人,她走到前端,瞅了一眼,前面接近办公室的地方有位子,有一排人候着。

“看什么,排队去。”负责维持次序的士兵朝她吼道。

玉子只好怏怏地折回,排在队尾。她是出门准备买菜时被人叫住的,她想回家通知少年,但想起少年比她出门还早,说是去他自己房子那边取东西。

在队列中坐了一阵,玉子不如来时那么心慌意乱,心里只是牵着少年,他可知今天总算有人要解决这满映厂的事了?队伍里没有人跟她打招呼,都躲着她似的。她也没心思跟别人说话。

室内,桌子前坐着一名俄国军官,留着小胡子,穿着笔挺的呢子军服;他的右手坐着俄国女翻译,船形帽戴得很神气;左手坐着的人,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政宣部的接收代表,地下工作者,以前就在满映,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左右。门口站着两个卫士,一个中国兵,一个俄国兵。

他们正在处理满映留下的大批工作人员,主要是精简,没法养那么多人。目前没有拍片计划,经费困难,发不出工资,能遣散的尽量遣散。有汉奸也要清查出来。有用的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可以加入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公司。两人看名册前,就基本上统一了意见,有嫌疑需要盘查的,已经做了记号。

走廊里人们坐着排队,异常安静,除了个别人在交头接耳,大都在想自己的心事。队伍推进得很慢。偶有人出来时面露喜色,甚至也有兴奋得蹦蹦跳跳的人,大多数人只是点点收到的几个钱,沉默地走出去。

到中午,才轮到玉子进去了,她被指定坐在面朝办公桌五六步远的一张木凳上。她认出,面前的这张大桌子是从录音室弄来的,桌边上有好几个重叠在一起的印痕,那是放烫茶杯弄出来的,录音师不会那么大意。中国民主联军代表对俄国军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翻译对玉子说:

“你是日本人,叫中井玉子。”

玉子忙说,“不不,我是中国人,我叫郑兰英。”

“说清楚点!”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训斥道。

玉子吓得不由得去看这个中年男子一眼,觉得他有点面熟,他应该就是满映的人。但玉子又叫不出名来。这人给她支个陷井,但究竟是朝中国那边说,还是朝日本那边说,她糊涂了。她现在懊悔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不跟社会接触,不知道局势了。

“呆看什么?”俄国女翻译说。“赶快回答。”

玉子急忙低垂眼帘,今天是怎么啦,她心里一急,话出口就更支支吾吾:“我是中国人。玉子,是这里的同事说顺嘴的名字,绰号,算不得数的。”

翻译在翻译给那军官听。中国民主联军代表盯着她的眼睛,严厉地问:“可登记名册上,写着中井玉子。”

“伪满的日本厂长说这样写,方便一些,对他方便而已。”玉子感到一脸僵硬。她想挤出笑意,可是她未能做到。

俄国军官和民主联军代表互相交换了一些话,他们让翻译说:“满映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绿衣》,就是由你主演。虽然没有做完发行,但你既然是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而且是主演,就是汉奸!”

玉子急忙辩解说:“我一直是个配音演员,跑龙套的角色。”

中国代表说,“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日本黑龙会特务头子山崎修治的情妇,是他破格提拔你当主角。”

玉子突然想起来,这个男人好象“追”过她。不过那样的男人太多。他一定记得那过去的细节,可她记不得。

玉子捉摸他的知,才明白了一点:“我是日本人:我母亲是日本人。全公司都知道的。”

俄军军官说,“你现在怎么改口了?你改口也晚了!”

只是她几乎在这一刹那变了一个人。“不不,我真是日本人。”玉子站起来,按日本女人的方式鞠躬行礼,并且改口说日语。

俄军军官早就不耐烦了,右手轻拍了两下,断然做结论:“这个女人,按汉奸论处!”他不想再讨论此事,伸手去拿下一个案卷。

突然门被推开,冲进来一个人。房里四个人都吓了一跳,俄国军官急忙拔手枪。卫士连忙扑上去抓住那人,按倒在地上,一看来人是一个细高个少年,他们面面相觑。

玉子从凳子里站起来,少年仅朝她点了一下头,便转向一脸怒气的俄国军官。少年显然在外面偷听,而且有些胆怯。他清清喉咙,结结巴巴地用俄语对俄军军官说话。他说得很急,语气明显是在求情。

那个中国代表听不懂,女翻译对他说,“这个男孩说,他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少年从怀里掏出一个黑皮夹子,他把皮夹子递给俄国军官。给俄国军官看里面有一些日本金币,一个金手表,还有一封信和一个日本城镇地图。俄国军官本来站起,便坐下来仔细看其中的纸片,女翻译在帮助他读。俄国军官听完,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女翻译这才给那个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解释说:“拉尔柯夫中校让我告诉你,这是满映理事长、日本导演山崎修治自杀前留下的信件,写给他在日本家里的母亲,说知道家中一切安好甚慰,带信的这个女人叫中井玉子,是他在中国娶的妻子,日裔,虽然他自己即将辞世,他让母亲收留她。”

俄国军官又问了少年几句。俄国军官对女翻译说了一通,她对民主联军代表说,“自杀的日本军官,话能不能算数?你看呢?”

玉子静静地看着那位中国代表。那位代表明知她在看着,却装着视而不见,脸上丝毫也看不出表情来。他说:“这个女人,如果不算汉奸,我们留她无用。”他说话的速度明显放慢,似乎在考虑该如何择词选句似的,也是在看俄国军官的反应,似乎对方也大致同意,他才继续往下说:

“现在我们暂时不拍故事片。今后中国人拍故事片,也不会用半日本人做演员。”他看看玉子,皱着眉头说:“哪怕有电影拍,她年龄也大了。她在日本有个去处,就让她去吧?”他看着玉子,玉子也看着他,这男人聪明,知道顺水推舟,良心也不坏。可是她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幸好她对所有对她“感兴趣”的男人,从来没有傲慢轻侮,从来是给软钉子时,也递个笑脸。

俄国军官说:“那也干脆:日本特务理事长,自杀死有余辜,现金手表等战争掠夺所得的财产没收。这个日本女人,遣返回国。”他把山崎修治的黑皮夹子,连同信件,扔到桌边,挥手让玉子过来拿走。

玉子走过来,拿起黑皮夹子,赶快鞠躬感谢,朝后面的门退去。山崎导演给她留了这封信,但是她从来也没有当一回事,除了第一回看时,都未看过第二回。只是觉得山崎有点奇怪,有时心里对他有点歉意。这个日本厂长好色有名,情妇多得很。而且,她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愿意嫁给这个傲慢的日本人,永远做他的家中女仆。她可能是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对最后的女人心中不忍吧?

最近一段时间,她的脑子似乎一直装着现世的快乐,有时高兴之余,会和少年一起翻翻过去封尘的记忆,做女孩和少女时那些忧伤,就是未想过未来怎么办。

现在这封信突然把她从一个中国人变成日本人,免了被当汉奸惩处。少年肯定是听到情况不妙,赶紧奔回去取来的。他动作真快,而且不忘记把金表钱币一道交上作为证据。她本来把表给了少年,手表是贵重物。少年不贪财,他大事上脑子很清楚。

她走出房间,走廊里人并未比刚才少,人们可能听到里面的声音,都好奇地看着她。

看到人们的眼色,玉子这才想起来少年还站在那里没有动。她回头一看,少年还在房间中,而且退路被俄国卫兵挡住了,他正在犹疑,那个俄国军官已经站了起来,指着少年的鼻子吼叫。

玉子一看这个局势不对,挣扎着要重新冲进门去,却被中国卫兵往外猛地一推,跌步翻倒在走廊上,门哐当一声就关上了。她赶快爬起来打门,“开门,开门,我要进来!”走廊里满映的同事都围上来看,女人们在窃窃私语。

那个女翻译推开门走出来,猛地一把推开玉子。“里面那个男人,是个与日本人合作的俄国人,我们也要审查俄奸,不管你的事。”

“他是中国人,大名叫李小顺!”玉子大叫。“他不是俄国人!”

“不要妨碍我们调查给日军做特务的白俄,”女翻译一干二脆地说。“放过你,就已经是开恩!”

“他是我的――”

“他是你什么?” 女翻译皱皱眉,语气凶狠起来。“不要不知羞耻。我们一清二楚,你们非法同居很久了!战争期间,我们没有功夫跟你论诱奸少年罪,已经便宜了你。”她厌恶地转过身。“快滚,少废话。”

走廊里等着的男男女女都轰然说起话来,玉子听不想听他们说什么,她只是知道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为她说话。隐约她听到人们在咒骂,大部份是女人的声音:

“你,我们整个妇女的耻辱!”

“真是太不要脸!”

“你真不知道你的名声有多臭?”

“做出来的事情,哎呀,不能提!”

“道德败坏,简直无耻之尤!”

“婊子都不如!”

从走廊那边过来两个俄国士兵,把玉子硬拖拽出去。她拼命挣扎,大哭大闹起来。但是她迅速被拉到院子里,那里正停着一辆卡车。

满映公司被遣返的日本人,拖着大包小包,正在排队上车,大多数是妇幼老人。看见俄国士兵抬着玉子过来,大家都让开。士兵像扔一麻袋粮食一样,把玉子重重地扔进卡车里。

玉子脑袋撞在汽车的铁板上,撞开一个口子,晕死了过去。等到她醒过来,汽车已经驶出上百里。她周围已经不是满映的日本遣返人员,而是长春什么机构的日本人和家属。她觉出疼,钻心的疼,伸手去摸头,发现裹着绑带,绑带渗着血。她看着手指上的血,把头扭过来,背对车窗。

两个守卫看紧着门,玉子从他们那儿知道,她是他们押送的遣返的日本医院里一个伤员。

国民党军队的坦克,正隆隆穿过整个城市,这是1946年春天。四平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迅速推进到北满。

天气转暖,迎春花纷纷开放。那个留小胡子的俄国军官,从吉普车下来,还是披着呢大衣,走向长春监牢的办公室,准备向国民党警察局长与他的助手交代监牢的事。监牢原是张作霖时代建的,日本人全部拆了重建,钢筋水泥的建筑,经得起轰炸或重炮轰击。

警察局长在这个优质的监牢,四下看都瞧了一眼,心里想这个地方当监狱未免大材小用,应当做军事据点。

他和助手一前一后回到办公室,阳光铺了一房间。俄国军官已走到门口,被助手引了进来,两人客套地握手。警察局长坐回自己的位置,喝了一口茶,草草翻看已经剩下不多的案卷,大部份是刑事犯抢劫犯之类。他看到少年的案卷,封皮颜色都不同,是纯黑的。

“这个是俄奸,你们怎么不带走?要判刑,得你们判。”

俄国军官哈哈大笑。他说中国话不流利,不过一清二楚:“这个人,只有中国名字,算什么俄奸?他是个汉奸,由你们处理。”大概是房内气温高,就脱了呢大衣,里面的制服,使他看上去很精神。他的呢大衣顺手搭在椅背上。

“这里不是写着是俄奸?”中国军官说。“案卷全是俄文。”

但是俄国军官已经在看窗外,他的吉普车已经向这幢办公楼驶来。他转身握手,走出门又回来,原来他忘了他的呢大衣。披上大衣,他就快步穿过过道,推门,那吉普车正好停在门外,他跳上去,车就开走了。

中国军官朝窗外望望那辆吉普车,厌恶地把案卷丢开。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站在窗前沉思。

“怎么办?”他的助手走进来,规矩地站在他背后问。

“监牢再好,现在不是养犯人的时候。这个地方应当做兵营――你先把案卷清理成两批。能放的都放,本来判了死刑的,尽快执行,俄国佬不想沾手,算是让我们立威,我们代为执行,延续法纪。”

“政治犯呢?”

“他们的政治犯,不就是我们的同志?哪怕汉奸,留下的都是小角色了。你问明情况,留下问题特殊的,其他就全放掉算了。”但是他突然想起来:“只有那个俄奸不能放。谁弄得清那是怎么一回事?万一俄国人改了主意,回过头来跟我们要犯人,我们交不出人,不成了影响邦交的事。”

他放下茶杯,准备离开,又回过头来,到桌前翻开案卷,看看照片,一个俊气的少年,卷曲的黑头发,看不出是哪国人。他对助手说:“谁知道他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这年头,小心为是,看紧点没有错。单人监禁,不准探监!”

他摇摇头,戴上皮手套,走了出去。

要到一年又三个月之后,少年才走出监牢。他样子不像一个蓬首垢面的犯人,他是“国际罪犯”,多少得到宽待,几乎可以说养尊处优,他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瘦成一条的少年。一年三个月之后的他,长得健壮得多,很有些男子气概了。但是最近监牢伙食越来越差,肚子都吃不饱,释放他或许不是事出偶然。

也许因为他“地位特殊”,出狱时,管监狱的班长,找了一套旧军装给他。他觉得军服不方便,但是班长告诉他,这不是国军的军服,国军服装给他是犯法的。这是仓库里剩下的不知什么倒霉鬼的军服,没有徽号,已经弄不清属于哪个来占领过此地的军队。少年知道他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原主人也许被枪决了,但是已经轮不到他来忌讳这种事:能留下小命就不错了。

他忧心忡忡地走在街上,一个人望着长春的天空,他在牢里天天在墙上用笔划着数,盼着早点出狱。这个夏末,城市的街上已经没有什么居民。他快步走到玉子住的满映宿舍,那里住着国民党的军队,原住户统统都不见了。

后花园杂草半人高,一群蜂绕着墙根黄黄的野花飞。从这儿看不到玉子的窗,那窗挂着乱七八糟的晒洗的衣服。

他收回视线,好陌生。这一切,他在监狱里他觉得是一场青春孤独的想入非非,现在看来果真如此,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原本就该知道是个梦。

两棵银杏树皆在,而且树桩下生出新枝。少年几乎不用考虑,便直接朝这儿走。他的房子还在,而且一切如旧。他走近,觉察出房门虚掩着。他记得他是锁了门,那最后一天,他离开这儿时。

小心地推开门,他走了进去。这个贫民区破地方,没有什么人光顾。只是他的破烂家具都被砸碎,大块的都被拿走生火了。他在破烂的家具中翻到镜框,早碎了,照片上男人被人踩得已经模糊不清,只有那女子还是依旧笑着。他取下照片,仔细对折,塞到衬衫口袋里。

那天上午,他因为来拿这张父母的照片,才回到这儿。结果邻居告诉他,满映厂今天要决定每个员工的去向,他很着急,如飞似地赶回玉子的房间报信,打开门,玉子不在。他想也未想就去了厂里。

他在门口打听那些受审查的人,知道要查中国人的汉奸,边忙奔回玉子家去,翻找到那个令他讨厌的山崎修治留给玉子的黑夹子。那个黑夹子竟然救了她,但也让他从此失去了玉子。

这么前后一回想,好象度过了半生。少年闭了闭眼,这一瞬间,他突然想回到自己儿时在冰上转圈的时候,,快乐的笑声曾经穿越满洲几百里的冰天雪地,他好想那种日子,泪水湿了他的脸。

满映的摄影棚。瞧上去静寂得连一个鬼都没有,门窗挂在铰链上吱吱呀呀地响。少年穿过录音室里,玻璃窗还是一年多前被飞机轰炸时震碎的,连碎玻璃都没人清扫,但是所有的器械都被拆走了,满墙乱挂着电线头,像女人的头发。

他推开玉子的化妆室,梳妆台已经被拆散,留下一些抽屉桌腿。墙上的镜子不知被谁打碎了,少年看到自己的形象:不太对劲,整个人被分割得七零八碎,尤其是那在狱中每半个月都被推平的头发,现在齐齐地冒出半寸,样子特别奇怪。

玉子的椅子早没了,房间里只剩下各种纸片布片。他拂开窗帘,外面乌云弥布,天边漏出几道光亮。他回过身来,觉得空气中还有玉子用过的粉香,他嗅着香味走过去,靠近抽屉气息越浓,一翻看,是抽屉里打翻的化妆品残留在缝隙之中。他用手指甲剔了上来,轻轻地摸在手掌心上,好象摸着玉子人一样。神了,这一点点粉末给他窒息快憋死的身体注入一股热流,他长长地缓过一口气,脸色好多了。这房间,的确有什么东西是他所需要的,非需要不可。

他高兴得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难道这不就是他来这儿目的吗?

天色已晚,他蹲下身,从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点着了,朝小房间角落里看。

果然,那里用铅笔写下的一行字依然在:

东京北群马县伊势崎……

他仔细念了一遍。他早就背熟了,到这儿来,只是查对一遍:他等了一年多,就是等着这个时间,从这个地点出发。

然后他满处搜索,什么都找不到。只是在墙角的老鼠洞里找到几颗豆子,想了一下,直接放到嘴里香喷喷地嚼起来。

长春又是炮火连天的世界,每天受到炮击。他在监牢里就听见炮声,那里不让躲进防空洞,其实那个地方反而安全。

天上又来了几架飞机。相反,听见飞机引擎声,忽然平时街上看不见的人,全钻了出来,高声嚷嚷着追着飞机跑,没人逃空袭。也不知道这个平时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影的长春,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居民。

只是空投场每天临时变更,不让居民知道。每天总有一部分居民凑巧猜准了,拼命奔跑赶得过来。每天的飞机引擎声,引来一场街头轰闹:好象长春的市民,随时随地就等着这场每天一次的活剧。

满映制作厂不远的大街,很宽广,附近又有一个公园草地宽阔。这一天,成了临时选中的空投场,早就有多辆军用卡车望那里赶过去,车上的士兵迅速跳下,布置成一圈哨兵线,汽车则等在四角,看着大米包移动方位,等着大米包落下立即抢运。

早在飞机降低高度时,人们就明白了大致方向,沿街狂奔过来。当大米包吊着降落伞缓缓下降时,已经看得到地面上的人,像蜂群一样,望准了降落伞降落伞奔跑。少年正好在摄影棚里睡了一觉,起来看到这个场面,马上明白了军队在空投给养,他眼睛尖脚步快,冲在人群头里。

军队远远看见疯狂奔来的人群,就朝天开枪,但是人们根本不管枪声,照样猛跑过来。

还没到人群靠近,指挥官就下令:“上刺刀。”

在人群压力下,哨兵线只是很缓慢地后退,让后面的军车有时间抢运大米包。

少年在刺刀前停住了脚步,但是后面的人还是推他,他胸口顶着刺刀尖,努力望后仰身。但是后面的人顾不上最前面一排人的性命,眼看着几个大米包摇摇晃晃落下来,吼喊着拼命往前挤。

少年焦急地大喊。可是没人听得见他的声音,饿肚子的人,哪里管得上别人死活:那些有经验的人,早就明白不能冲在最头里,应当不前不后正好在第二排。少年刚从监牢出来进入这个换了主人的城市,当然不知道这个秘诀。

眼看着那些米袋一坠地,双方一挤动,突然一把刺刀插进了一个中年男人的胸膛,血喷了出来,喷得周围人身上全是。那个人大喊一声,肚子里的白花花的肠子掉了出来,他一边捂住肚子,一边踉跄着前行;另一把刺刀上来,他一声未吭就跌倒在地上,死了。

少年对面的士兵被惨叫惊动,不免眼睛横看过去,走了一下神。少年趁这个机会用手臂推开刺刀,从两个士兵的中间闪了过去,后面人马上冲上来。哨兵的刺刀阵被冲垮了,人们朝最前面的大米包狂奔,米包马上被手撕开。

军队放弃了这个大米包,围绕比较后面的几个大米包,又建成了一条刺刀防线,那里的汽车已经开始装运。每天指挥抢米的军官,必须是最有经验,最善于临机应变下决心的战地指挥官。

少年抢到两把大米,望口袋里装,又再抢两把,却被后面的人踩倒在地上。他用手保护自己的头,但是握住米的拳头不肯松开。

等到他终于能站起来,周围是一片狼藉。有人躺在血泊里呻吟,有人在泥里翻寻米粒。他把手里剩下不多的米粒放进衣袋,发现那里的米粒也不多了。

他摇摇头,看看自己身上撕得破烂的衣衫,觉得还算幸运。今天至少能吃到东西。如果自由就是饥饿与死亡,还不如呆在监狱里不出来,那里至少管饭。但他要的不只是自由。

他走了两步,看到面前一个老人,侧俯着身体躺着,手臂捂紧胸口喘气。他看清了:这是满映摄影棚那个老守门人。当年,俄国飞机轰炸那一天,他和玉子在街上被人们追打,多亏了这个老看门人抢出来让他们躲进厂里。

老头个子大,他背不动,便扶着老头。两人蹒跚着回到满映摄影棚。他在屋角找到几快碎木板,又找到老头的锅子,点着几张碎纸,生起一堆火。

他把米粒从口袋里掏出来,缝底的一粒也都拣出来。煮了一锅香喷喷的粥,两人等不到粥凉下来,就忙不迭地一边吹气,一边喝起来。

一碗粥下肚,老人终于有力气说话了。

“小二毛子,你怎么在这里!大家都以为你被俄国人带回苏联,带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坐了监牢。”

“哎,一年多了,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差不多两年。”少年自言自语。

“你看我,人老了,记不清日月。”

“昨天,监牢没吃的,只能放人了,我恐怕是最后一个。”少年不在乎地说,但是马上接着问老头:“你知道郑兰英,就是玉子的下落吗?”

老头惊奇地看着他,“噢,你不知道?!”

少年觉得老头话中有话。“我当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嗨”老头摇着脑袋说,“满映的遣返人员坐的那艘船,快进横滨港时,碰到海上漂流的水雷,船炸沉了。”老头儿摇头说。“也不知道哪个国家放的,报上说是日本人自己的水雷。”

少年舌头僵在嘴里,半晌才问:“你怎么知道这消息?”

“满映当时全传开了。都有认识的人在船上。虽说都是日本人,当年太神气活现,但是全淹死在海里,也太惨了。其实玉子也不算什么日本人……”

“他们淹死了?你有什么证明?”少年压住内心的震撼,尽量不带情绪地说,在监牢里这段时期,他明白这世界上好消息不会多,坏消息却天天有。

“我好象还存着一张报纸,都是熟名字嘛。”老头说。

少年和老头一起去他的住处,翻了半天,从床垫底下找出一张1946年春天的《东北日报》。报纸皱巴巴,被少年一把抓在手里,看起来,上面的确有大字标题:“新城丸在日本海域沉没。”他看了一遍,对老头说:“大伯,这上面说,少数乘客被赶来的渔船救起,大部失踪。”

“战时凡是没有找到尸体的,全叫失踪。被救起的人,才有个名单。”老头凑近,手指报上的小字的地方:“这儿小字。你看,没有叫中井玉子的,也没有叫郑兰英的。失踪的人太多,就没有开列。失踪就是淹死了。”

“那么消息发出之后被救起来的呢?几天之后活着上岸的呢?”

“这个消息就是几天之后的,你仔细看看。那个时候天天好多消息,报纸来不及刊登。”

不知为什么,他绝对无法想象玉子会一个人往蓝色的深渊中沉下去,她不会的,说好等他的。本来他们就明白,好日子不是给他们准备的,这个世界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得到幸福:既然他们有过太好太好的一段幸福,无论如何都应当有一段苦难。所以他被俄国军队当俄奸抓起来,也没有什么抱怨,在监牢里也很有耐心。他知道着急没有用,喊冤没有用,一旦出来,他会有寻找玉子的机会。

因为他们说好,一切要重新开始。玉子不会不跟他说一下的,就落进海水里,落到海底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们都等着一切会重新开始。

当两人一前一后回到火堆前,少年看着锅里的粥,已经吃不下去,他脸色苍白,整个人呆呆的。

老头拍拍少年的手,“娃子,听我老头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忘了她吧。这个女子好心肠,人也长得漂亮。但是人没了,就是没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好人活不长。”

少年说,“老伯,你把剩下的粥喝了吧。”他不想听这种忠告。

“你们的事,我听说过。”老头子颤颤危危地站起来,拉住少年,诚恳地说。“好好找个女人成亲,你们的事,本来就是露水夫妻。哪里会长得了?”

少年站了起来,离开火堆。

“你到哪里去?”老头叫住他,好心劝慰:“玉子已经不在了,你得认命。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能死的人都快死光了。”

少年断然说:“不,玉子没有死!她没有淹死在海里,也没有病死,她就活着。”

“你有什么根据?”

少年回过头来,看看老头,他不想告诉任何人他心中的理由:别人不会相信,哪怕是这个好心的老头。他静静地说:“她答应过我!”是的,既然答应了,她就不能让大海的巨浪淹没自己。“大伯,你喝粥吧,我这就走了,没法再帮你。”

“还是你吃吧”,老人在火跟前擦眼泪,“像我这样,哪怕今天饱了,又能活多久?”

少年没有留下,他又回到玉子的化妆室。擦了根火柴,看了一次墙角。这只是他早就演习好的重新开始的仪式,核对一下,以免他暗背多少次反而弄错,以后他就不可能来核对了。

他把衣服下摆掀起来,那上面写了一行字。跟墙上的地址仔细来回比较,的确一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