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大早，王文琪赶着小驴车将东西送入了炮楼。
下午，炮楼升起一阵浓烟。
村里，人们望着浓烟，都挺疑惑，不知敌人是在烧什么。
韩成贵痛心疾首地说：“完了完了，我那驴肯定被龟儿子们杀了，他们在炖它！”
浓烟升了约有一个时辰，之后渐变为青烟，约莫又一个时辰，才连青烟也不见了。
乡亲们的疑惑更大了，都不明白王文琪只不过送去些东西，才二三里远，一大早上路，怎么到了下午还不回来呢？
人人又都担着份儿心。
直至傍晚，炮楼与村子之间的小路上，终于出现了王文琪赶着驴车的影子。于是乡亲们都到村口迎他。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王文琪，一张儒气斯文的脸变成了包公似的黑脸，衣服裤子上也着了一片片的黑烟油腻。人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当初修炮楼时，烟道设计得不科学，不论做饭还是烧水，一年四季总是往炮楼里倒烟。他指挥藤野调去的伪军们重新改了一下烟道。经一改，顺烟了，一点儿也不往炮楼里倒烟了。
韩成贵正搂抱着他那头驴的头亲热，不爱听地数落他：“文琪啊，你究竟是假去讨好他们呢，还是真去讨好他们呀？把东西主动送给他们，大伙儿依了你，可你又何必替他们改烟道哇，你这不等于是对狗日的们犯贱吗？”
王文琪自然听出了韩成贵讽刺的意味，不介意地一笑，大有成就感地说：“为了博得他们的好感，假戏不是得往真里去做嘛。下贱不下贱的，左不过由我一个人来感受。我是目的达到了，那点儿内心里的屈辱就不算什么了。”
有人问鬼子怎么没将那头他们早就看看馋涎欲滴的驴杀了吃呢？
王文琪说狗日的们没敢。
众人就都眈眈地瞪他，看得出，每个人内心里的想法都是——你吹牛呀！你以为你是谁？难道你还能镇住了杀人不眨眼的鬼子不成？
王文琪解释道：“狗日的们不但这一次没敢杀驴，我保证他们以后也是不敢的。我给他们上了一堂遗传学方面的课，估计他们再也不会看着那头驴咽口水了。”
乡亲们没听说过什么遗传学，都要求他解释。他们想，如果遗传学能使鬼子们怕，那么以后不是可以放心大胆地公开弄起鸡鸭猪鹅来了么？鬼子们若进村抢，不是同样可以吓退他们吗？
王文琪说：“亲爱的乡亲们啊，你们想得太简单。我肯定没那么大的能耐，所以大家以前偷偷弄的，以后还是得偷偷地弄。鬼子们一旦发现，那就只有任由他们抢了去。不论对谁，命只一条。而三禽五畜，抗战胜利以后，还不是愿养多少养多少吗？至于那头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点儿知识常识，急中生智又编了个子虚乌有的瞎话骗成功了，它这会儿还真就成了鬼子们的锅中肉了……”
他以为他这么一说，也就谁都不问了。可他想错了，大家不满意他的话，仍不依不饶地追问，他编的那瞎话究竟是怎么一种瞎话。
他只得耐心地又说——自己骗鬼子们，说那头驴，原本是他家养的一头驴的后代驴。当然是华北平原的良种驴，漂亮，吃草料少，乖顺，拉车驮物又蛮有长劲儿。最主要的，与一般的马比起来，更通人性，善解人意，所以买时比买一匹一般的马价钱还多。体面的人家养那么一头驴，配上一辆带篷的小型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呢，中日大战一爆发，驴姥姥有次受了惊吓，当时它正怀着胎。小驴一落生，驴姥姥变成了一头疯驴，像疯狗那样，动辄见了活物就追，追上一口咬定就不松口。没法子，心疼归心疼，只得杀了，肉被些下人们东分一块西分一块，分吧分吧吃了。而生下的小驴呢，也是一头母驴，长大后起先也是一头漂亮可爱的驴。不久受了孕，成了驴妈妈，生下了现在这一头驴。驴妈妈后来也变成了一头疯驴，也落了个被杀的下场。它的肉，可就没人再敢分着吃了。因为，吃过驴姥姥的肉的人，主要是些叫化子乞丐，接连不断地也疯了好几个。他说自己对鬼子们说，出现在驴身上的那一种疯病，显然已经具有了遗传病的特征。别看现在这头驴好端端的，不定哪一天也会突然变疯狂了。说我是什么人啊，我是你们皇军大大的朋友啊，我不能不告诉你们这个真相啊！那我的良心不是大大地坏啦坏啦的吗？鬼都知道，你们皇军杀死一个中国人，跟踩死一只蚂蚁似的随意而为。可你们不杀我，还开始信任我，所以我要报恩。皇军大人们你们思一思你们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我明知不说，你们为了满足口福，把这驴杀了，全都吃了它的肉，以后你们回到日本去，突然某一日变疯了，那是你们及你们的亲人多大的不幸啊！……听他那么一说，鬼子们对韩成贵的驴不敢造次了。非但不敢造次，还一个个诚惶诚恐，敬而远之了。所敬自然是它的优良品种，而惶恐什么，不言自明。藤野那厮，甚至将他扯到一旁，要求他下次不许赶那驴车进炮楼。他说也不是他特愿意赶驴车，大日本皇军威风八面，别说中国百姓怕了，就连中国的马也怕。一望见炮楼，就不往前迈蹄子了。但这驴却大为不同，仿佛对“东亚共荣”具有驴子的天生理解力，一上了通往炮楼的路，反而欢欢地跑。有什么法子呢，以后还是得赶着驴车来给皇军送好东西呀！没别的选择呀！……
听王文琪说完，乡亲们全都欣慰地笑了。在好长好长的时期里，他们没有那么欣慰地笑过了。日军长驱直入地占领了华北以后，城城乡乡的老百姓更没一天安生日子可过了。之后，鬼子一次次对乡村进行扫荡，企图一举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没达到目的就野蛮地对平民百姓实行报复。没什么可高兴的事，大人孩子都笑不出来呵！
在王文琪眼里，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弥足珍贵，如同漫长的漆黑的洞道里出现的一线光亮，他自己也孩子般的笑了，觉得自己在日本人面前伪装的一切低三下四的言行，都完全是值得的了。
连一向脸上愁云密布的韩成贵也不由得笑了。他说：“你呀文琪兄弟，平日里觉得你少言寡语，斯斯文文，大户人家规矩小姐似的一个人，没想到还有编瞎话的能力！你要是能用一套套瞎话将小日本忽悠出中国去，不敢说全中国，起码咱村里会给你塑全身像，盖庙堂，把你当活菩萨供着！”
王文琪红了脸说：“我要有那么大本事还不早使出来了？”——说罢，向韩成贵使眼色。
韩成贵看出王文琪是有话还要单独跟他说，就命乡亲们散了。并回了王文琪个眼色，示意王文琪跟他走。
韩成贵的女人将驴车牵回家去了。他却没往家走。他女人和十一二岁的女儿都不知他是共产党员，而他又是个极谨慎的人，凡需要保密的事从不与人在家里谈。
二人走到小河边，韩成贵蹲下吸烟，王文琪蹲在了他旁边。
韩成贵问：“有情报？”
王文琪点点头。他说在炮楼里时，听到藤野那厮接了一次电话，猜是县城里的老鬼子池田少大对他下达命令。以他听到的内容判断，鬼子又要开始扫荡行动了。
韩成贵说，隔一年的秋收以后，敌人往往都是要进行扫荡的，这已经快成为敌人的一种规律性的军事行动了，算不得多么有价值的情报。
王文琪说，鬼子将要进行的扫荡，肯定比前几次更残酷。因为，他听到藤野那厮一边听电话一边重复着什么“捉捕奇袭”、“反转电击”、“纵横扫荡”、“篦梳扫荡”、“铁壁合围”之类的话。而且，所调集的军队有二三万人，看来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了。
“调那么多人？”——韩成贵顿时重视起来。
王文琪肯定地点头。他心诚意切地说，哥，不管你怎么认为，反正我觉得，千万要当成重要的情况通知到咱们的队伍，让咱们的部队战术上及早做准备，有准备肯定比无准备好是不是？哥我说的可是情况二字，没说情报这个词。我又不是情报员，刺探情报那种事其实我一点儿也做不来。但我亲耳听到的情况，如果不汇报，那不就是我的不对了吗？我进炮楼去送东西的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能替乡亲们和咱们的部队及时了解到敌人的一些情况吗？……
韩成贵打断了他的话，说文琪你怎么变得老太婆似的？车轱辘话颠过来倒过去絮絮叨叨的没完。我如果不打断你，估计你还得絮叨。你放心，你掌握的情况，不管算不算是情报，我肯定会尽快告诉咱们的人！
王文琪脸上这才有了放心的表情，说我的好哥哥呀，我也觉得我与信任我的人说话，反而变得像老太婆似的絮絮叨叨的了。我怕你们对我的信任是打了折扣的嘛！我跟藤野说话都不啰嗦。他对我这个中国人另眼相看，正是由于我说每一番话之后都表明这么一种态度——爱信不信！结果他反而不得不信。我跟你们说话就不能是这么一种态度对不？
韩成贵扭头看着他说：“对。当然不能。”
王文琪愣了片刻，叹口气，无奈地问：“哥，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对我的信任打了几分折扣？”
韩成贵笑了：“套我话你也该拐弯抹角的，哪有这么直来直去的？”
王文琪固执地追问：“快告诉我嘛！”
韩成贵又笑道：“兄弟，别胡思乱想，别人我不好评论，你把我的驴赶回来，我现在要对你说谢谢。至于信任嘛，起码我开始百分之百地信任你了！”
“这才不枉我口口声声叫你哥。”——王文琪鼻子一酸，低下了头。
韩成贵不敢掉以轻心，很快通过联络员将“情况”传递到了武工队。由于武工队的存在，周边十几里窝居于炮楼的日伪军天黑后都不太敢离开炮楼，所以那算是迅速又顺利的传递。他对联络员交代任务时说的不是“情况”，而是“重要情报”。只不过内心多少有些失落，认为既是“重要情报”，本该是由自己了解到的。功劳记在一个“大地主大富绅的儿子”头上，他阶级感情上不无别扭。
罗队长接获重要情报后也极为重视，又立刻派人向隐蔽在山里的部队传送。我们的部队让联络员捎回口信，要求他也率武工队转移到山里。秋收以后，庄稼不得不割倒了，青纱帐消失了，抗日武装力量之游击战术在平原上丧失优势了，敌人进行“铁壁合围”之前，转移实乃明智之举。
接下来的十几天中，平原上呈现诡异的寂静。没有哪一座炮楼里的日伪军到村庄里进行过骚扰，这座炮楼那座炮楼里的日伪军也互无来往，只偶尔有鬼子的摩托兵出现，在炮楼与炮楼之间检查电话线是否遭到破坏。
忽一日，敌人的扫荡真的开始了。敌人的保密工作这一次滴水不露，预先没任何征兆地，原野上很快集中了两三万之众的大部队。他们似乎估计到了村庄里肯定不再有什么抗日武装力量，有的只不过是零星的抗日分子。而要将抗日分子从普通中国农民中区别出来，不论经验多么丰富，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毕竟不可能为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每一个抗日分子，而将中国农民一批又一批地屠杀光了。那每年谁们种粮食呢？倘根本没了种粮食的中国农民，他们又吃什么呢？没有吃的，他们又怎么可能在平原上长期站得住脚呢？所以，他们的这一次扫荡名曰“篦梳扫荡”，实际却是放过了平原上的村庄，极快地向山区直扑而去。他们当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武装部队的主力一向驻扎在山里，妄图杀我们的部队一个措手不及……
然而两三万日伪军在山区扫荡了一个来月连个“八路”的人影也没见着。不管“八路”或是山民，仿佛全都一下子蒸发了。他们人马辛苦而又枉自周旋，那份气急败坏不必形容，于是只有沿途放火以泄憎恨，山区的村庄大部分被烧毁了。所谓烧毁，是指一幢幢农舍的门窗、屋顶、家具变成了灰烬，四堵墙却还在的。山区的农家大抵是石墙，非是纵把火就烧得塌的。但那也使许许多多的山区农民有家住不成了。敌人一撤，我军赶快与群众从大山深处转出，帮群众抢修家园。秋季一过，山区一天天冷了，住在没门没窗的家里是会冻死人的……
那些日子里山区浓烟不断。白洋淀上也从昼至夜火光冲天。
扫荡甫一结束，并无斩获的敌人在报上吹嘘——“战役全胜，八路主力逃回延安”。
但没过几天，我军一支主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平原，与某武工队共同攻入一座县城，几乎全歼日伪守军，运走了大批军火。
在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日子里，韩成贵亲自告诉王文琪，晋察冀边区抗日总司令部对他进行口头嘉奖。待抗战胜利后，还要正式向他补发嘉奖证书。
王文琪急问：在扫荡中我们的军队伤亡是否严重？
韩成贵说不论是山区的还是白洋淀边上的农村，敌人所到之处，房屋是基本全被烧了。但有时敌人刚一走，我们的部队和群众赶回去得早，合力灭火，被烧的就不那么惨。
王文琪更着急了，大声说我明明问的是人！
韩成贵说你急什么啊，我不是先说房屋后说人嘛！能不说到人吗？幸亏提前十几天就做种种准备了，我们的部队和群众几无伤亡。也幸亏采取了你的办法，尽管鬼子果然放火来烧白洋淀，火势却没能连成片，隐蔽在苇丛深处的我们的人躲过了葬身火海之劫……
王文琪听罢转身便走，韩成贵大为困惑，跟上他问他到哪儿去？
他头也不回地说回家。
韩成贵生气地说你这人这是怎么了呢？咱俩正说着话，你问的我也回答了，没藏着掖着隐瞒什么，那你也就没什么理由不高兴，你怎么可以刚听完我的回答二话不说拔腿就走呢？
王文琪说你回答了，我听明白了，再没什么可问的没什么可说的了呀。我不是生你的气，那是回家有事。他说时看也不看韩成贵一眼，脚步加快了。
韩成贵的困惑却一点儿没消除，但不知再说什么好了，一头雾水，满腹郁闷，默默地仍相跟着。
王文琪终于站住，也终于看着他了，说我的好哥，我回家有与你不相干的事，你就别跟着我了呀！
韩成贵只得站住，心中困惑非但没减，反而增加了。他呆呆望着王文琪的背影走远，低头寻思片刻，决定非跟到王文琪家去看个究竟不可……
